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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到人民中去汲取创作营养

来源:文艺报 | 潘灵(布依族)  2018年10月10日07:54

9月的北京,气象景明,美好怡人。参加推进文艺创作研修班,对我这个来自西南边疆的作家来说,既感到幸运,又深知责任重大,在思想认识上也有了更上层楼的开阔感。

我从不避讳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始终坚定地认为现实主义才是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这种认识的源头来自于我最初的写作冲动,是现实生活触动了我的文学神经,是时代的感召让我提起了笔。对我来说,书写现实、关注人民、直击当下,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本分。写人民、为人民写,既是责任要求,也是使命担当。我固执地认为,作家就是人民的一分子,写人民,其实也是写自己;一个写不好人民的作家,同样也写不好自己。

在我长达30余年的创作实践中,我发现,只要我深入生活,贴近人民去创作,写出的作品就显得鲜活生动,就有深度和厚度,就会呈现出一种气象,得到更多读者的喜爱和文学界的关注。我曾有两年挂职体验生活的经历。那时我刚好40岁,有了一些创作经验和文化积累,又读了鲁院首届高研班,但在面对现实和当下时,却出现了创作的“失语”。恰在这个时候,组织上派我到云南西南边陲的保山市挂职,担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我挂职的两年时间里,我没有蹲在机关里,而是主动地下到田边地角,找乡亲们谈心,听他们讲故事。磨破了鞋,晒黑了脸,但也获得了满意的收成。那正是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时期,我通过大量的走访和田野调查,发现在逐渐解决了物质匮乏的农村,却出现了精神的缺失与贫困。只是硬化了道路,刷白了房子,改善了生活条件,农村依旧是衰老的,是新不起来的。于是我围绕这个发现,用搜集的大量鲜活的素材,创作了反映新农村建设的长篇小说《泥太阳》。该小说完成后,由《芳草》首发,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向改革开放30周年献礼的图书出版发行。后来,小说获得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入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500部长篇书目。这一切,都是在创作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拥抱时代获得的赠予。

我是一个小说家,更多写的是虚构文本。想象和虚构是我创作的两个技能。时下在小说界,小说家们不可谓不刻苦,功课做得也不少,特别是在阅读方面,比过去的小说家毫不逊色。阅读是重要的理解和学习能力,也是借鉴和模仿的捷径。但一个小说家,如果单靠阅读和想象力去写作,是成不了一个好小说家的。想象和虚构,其源头仍是生活,仍是生活的积累与对生活的思考。生活的积累只能从生活中来,只能从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来。一个小说家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得了解中国,就得知道中国人民的所思所想所为。时代正在突飞猛进,变化乱花迷眼,脱离现实、拒绝把目光投向当下,就会被时代无情抛弃,作为小说家,就会“失语”,就会灵感枯竭。

每一个有理想和情怀的作家,都想写出一个时代的世道人心,都想成为被社会认同、被读者喜爱的大作家。要写出世道人心,怎么能不想人民之所想、不写人民之所关注?作家真的要努力将自己变成灯塔,点亮读者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文学应该是美的,它既是作者从人民身上撷取的美,同时也是人民通过它来涤荡心灵的美。美好的语言和美丽的故事,都首先要求作家有美好的心灵。

要推动文学创作,突破有“高原”缺“高峰”的瓶颈,我们不仅要有一支懂中国、了解中国,能写出中国风格、能表现中国气派的作家队伍,同时也要打造出能展示这支队伍的平台和编辑队伍。我在《边疆文学》担任主编已经10年了,对此感慨良多。我们的文学刊物,上到国家,下到地方,做的都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几乎所有的刊物,都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压力,都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与扶持。作为一个身处边疆省份的省级文学刊物的负责人,我深感省级文学刊物在时下面临的尴尬。文学刊物做的都是培养文学新生力量的工作,它们对名作家和大作品的吸引力是无法与国家级刊物和名刊相比的。但它们的存在又是必要甚至是重要的。我供职的《边疆文学》创刊于1956年,比我的年龄还要大10岁。这样一本老牌刊物,60余年来一直默默地存在着,不哗众、不取宠,甚至在全国文学期刊界显得过于平凡了。但它太重要了,特别是对于云南地方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就显得尤其重要。在它身后,站着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他们中有十余个是少小民族和直过民族。《边疆文学》是展示他们民族情感和边地特色的重要平台。我们一些跨境民族的作家,有发表和展示自己民族的文学平台,这让他们境外的同胞作家们羡慕不已。可以说,我们的杂志,除繁荣云南文学和民族文学外,还做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工作。“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有了好编辑才有好刊物,有了好刊物才能推出好作品,有了好作品才能成就好作家。有了好作品,中国文学才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度和希望,才能为时代和人民筑就新的文艺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