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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时势赐福——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源: 北京日报 | 凸凹  2018年08月09日07:56

想到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心起波澜,有话要说。

从考上专业学校,到参加工作、正式走上社会,整个历程正好是四十年。所以,记述改革开放的风云际会,与描画我个人的人生图景,恰是同步的过程,因此,记忆清晰,感受深刻,堪可谓历历在目,有零距离在场的感觉。

我出生在京西百花山下一个叫石板房的小山村。地理样貌,像一个封闭的瓶子,进出都从同一个狭小的山口,别无他途。生于僻地,每日都是鸡羊和猪狗,都是人工锄耪,靠老天吃饭,饱与饿,喜与悲,生与死,都是来自命运的规定动作。

据实说来,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通过考学而走出瓶颈,便绝对是自生自灭的一族。

所以,虽然考入的是一个农业学院的蔬菜专业,也像考入清华、北大,且志得意满,倍加珍惜。那样的专业,半日课堂学书本,半日田间学栽植,疑似有知识的农民,整日灰头土脸,与青春的靓丽无缘。但依旧阳光心态,书读得有滋有味,菜种得有模有样,因为身后有出路,可以“跳农门”。

因为希望在希望之中,就学的时光就特别欢悦,不仅满腹知识,还不忘出身,虽离土离乡,却培植了满脑子的庄稼情结,一句句农谚赛过诗句,记得格外真切。譬如:“立秋前后,栽瓜点豆”“头伏萝卜,二伏菜”“温室大棚,塑料盖”“立冬不砍菜,必然遭冻害”。不仅惦念人,也本能地惦念蔬菜。技术之外,多了一种悯农的人格。

记得上学的时候,校园里的白菜是由我们蔬菜专业的学生自己种的,立足于实习,却冬贮于学生食堂做饱腹之需,成就了两得之举。

因为有知识、有技术,我们种出的大白菜,就比田野菜农种出的个大、瓷实,口味也好,我们很骄傲,大白菜也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后来就分配到了蔬菜的产地——良乡。

那里有两万亩菜地,而我是唯一的一个受过专业院校系统培训的技术人员,责任和使命,便油然而生,几乎是欢叫着全身心投入。我把黑板支在瓜架菜垄之间,讲茬口安排,讲栽培要领,讲病虫防治,唇红齿白,不遗余力。菜农们求知若渴,便把我视为亲人,因为那时候刚把菜地承包到户,在他们眼里,我跟财神等同。蔬菜增收,他们便备下美食让我吃,不吃就嗔怨,斥我外道。那时节,我真是如鱼得水,每块菜地的土质、肥力、墒情,我都熟悉,因势种植,没有不增产的道理。于是,菜农们便对我生出一种依赖,种什么品种,都让我定夺;镇领导也对我生出一种信任,引进什么新技术,都要我最后决断。我美在价值实现之中。

在其间,我也得到了人性的滋养——

我所在的蔬菜站,站长姓陈。她身材中上,头发稀疏,因为稀疏,就显得慈祥。她亲自带着我下乡,虽系公干,但她把自家的自行车借给我。她骑得慢,我尾在身后,感到压抑。所以,我不希望她事必躬亲,没有她在身边,我骑得风声四起,有放飞的感觉。但她总是亲力亲为,让我感到,负责,敬业,其实是有重量的。她把我当自己的孩子,归来晚时,她会直接带我去她家里,给予饭菜和酒。我的衣服脏了,她会让我脱下来径直拿去洗,扣子掉了,她会一针一线地给缀。在她的撮合之下,我娶了妻子,为表庄重,她亲任证婚人。总之,她给我的都是不由分说的爱,一如母亲。

我推广地膜覆盖的那个村的村主任是个胖大的汉子,肚脐深陷,可以装下一个八钱的酒盅。他见我又跪又蹲地手把手教菜农堆埂苫膜,汗湿衣背,还伴以喘,便把午饭差人送到地头,并灌我以老酒。酒后他逗弄我,“敢不敢跟我摔几跤?”他铁塔一样稳重,我横竖摔不倒他,反倒被他摔得屁滚尿流。我被激怒了,不依不饶,每到午休,都要跟他摔,终于熬到把他摔倒,好强的心才得以平息。他躺在地上哈哈大笑,“我终于得逞了!”他说,“你是个好后生,但心好,还要体格好,那样才能有底气,把好事做长久。”原来他在用特别的方式表达对我的认可和关切,厚朴如土。

后来,农村的发展走上了城市化的快车道,在一块块菜地之上,耸起了一座座楼房,菜农也一拨拨地转成了市民,我原有的本钱,便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我不禁升起一层抹也抹不去的惆怅。为什么是惆怅,而不是悲伤?因为城市化是农村发展的趋势,是农民过上文明生活的人间福祉,理应庆贺。但小我的位置毕竟会因此而迷失,自然会下意识地生出一种不适——在喜乐中忧伤,一如奢侈。

在惆怅中思考,又很快找到了自我——我出身于农,且学于农,毕业后又务于农,堪可谓满肚子的乡间物事,满腔子的乡村情感,满脑子的乡土哲学,积淀的且久且厚,正可以写。

大地清明,文思如涌,我抻过一张白纸率然而写。写满两页,自然而止,居然叙述完整,便加上一个标题“香儿和表姐”,毫不犹豫地投进邮箱。那个故事清浅而美,就是身边两个姐妹的实生活,一个开建材城,一个搞时装店,均挣脱了土地的束缚。

一周后,市里的报纸居然在副刊的头条予以发表,再一周后,市里的大评论家竟专门为它发表了一篇评论——《好大的一股磁力》。兴奋之余,又抻来白纸而写,写满两页再次投出。一周之后,再次发表。三月之后,居然被通知去参加北京市基层作者文学工作会,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大作家。跟大作家合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比他高大、英俊,便得意洋洋。不期就被一个编辑叫到一边,“我发现你对文学缺乏敬意。”他说,“你每次投稿都是潦草地写在大白纸上的,作为自然来稿,编辑大可以置之不理,但我还是耐心地给你誊写在稿纸之上,交工人排版。亏你还是学农的,你们种菜的时候,是不是要把种子播在畦中间,把种苗定植在穴眼里?做到规范栽培,而不任性漫撒?”听了他的话,我木在那里。

初木知羞,再木知敬。亏了有这样惜才的先生,自己才没被埋没;也多亏了有这样敬业的编辑,中国文学才日日趋好。

写作给我带来声名,遂被区里领导看重,调我到政协搞文史研究,编《文史资料选辑》。这个选辑,以书代刊,卷帙颇厚,便需要大量作者,为此我四处踏访,尽力发现并培育作者,有极为敬业的样相。其中一个作者,文质殊胜,但为人清高,轻易不出手。因为需要他的稿件支撑,我便放低姿态,虽然我对他有“发现”之功,但也每每追赶着向他约稿。有一次,一篇稿件需要他终校,紧急召他到编辑部来,他言称感冒重,不能移身。我便只好骑车到他的府上,他趴在床上定稿,我则站在地上等待。临了,他很不好意思地说:“你是一个以作者为上的好编辑。”我说:“你别给我戴高帽,我是学蔬菜的,知道你是一棵优种大白菜,要想让你有足量的供奉,必须特别地施肥。”

话虽然说得随意,但他不知道,这背后有持重的精神依托,便是给我抄稿子那位编辑给我的人生启示,负重者身矮,有为者守恒。

世纪初,区文联成立,便顺势担纲。主持文联工作之后,我在精品创作和群众文艺两个维度上发力,名曰:精品创作要“顶天立地”,出大作、出名品;群众文艺要“铺天盖地”,建构区、乡村、社区三级文联覆盖的工作格局,化“文化下乡”为“文化在乡”,让文艺成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在自创、自展、自演、自享中,解决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的现实课题。

之所以能这样,一是缘于我一路走来的农民情结,二是农民本身对文艺的强烈需求。人的生活元素,通俗地概括,不外是吃喝玩乐。农村的富裕进程,先是让农民鲜衣美食(吃喝),无生存之忧;之后是有闲钱打牌、搓麻、游玩,宽松筋骨,但终究是侍奉肉身,久了就嫌无聊、嫌俗;所以,一旦富得殷实了,就要娱心,就要琴棋书画(乐),喂养精神。一个养鸡大户,一边做着蛋禽的外贸,一边开办了自己的书画院。他说:“我一手握着鸡蛋鲜,一手把着翰墨香,既富且贵,自得风流,不羡神仙。”一个村子被产业占地之后,整体转为居民,成为社区,每到晚间,人们纷纷涌向楼前广场,对居委会的领导说:“快给我们请些专业老师来,我们要唱歌,我们要跳舞。”既然有这样的乡土律动,文联组织怎么能不及时到场?

于是,地区文艺工作就有了品牌和标杆效应,我本人也被授予北京市德艺双馨文艺家,并被评为北京唯一的一个全国文联先进个人。

好像我已经成为一个广有声名的文艺人物了,但冷静回望,不禁感到,我之所成,不过是不忤时序,顺势而为而已。因为我与改革开放结伴而行,与历史同源,与时代同脉,一切都是时势所赐。

一如大海凝重便不屑标榜而无波,一滴水如果不融入巨流就会干涸,感恩之下,应不忘初心,依然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