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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文学批评也应接地气

2018年04月13日09:20 来源:《文学评论》 刘跃进

编者按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在“新语境、新方法、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柳青离开我们马上就要四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1972年5月,他到北京治病,就住在我家楼下。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确切地说,是朝阳区幸福一村一号楼。他住在四楼342房间。那年,我刚上初一,时常看到他下楼遛弯,不时和我们这些小孩子打招呼。深邃的目光,透过镜片,似乎洞察一切,印象很深。一身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温和的微笑,让人没有距离感。那时还小,没读过他的小说,只知道他是大作家。大作家就是这副农民的模样,是我对文学的最初理解。后来,我也开始偏爱文学,通过各种渠道借阅小说,应当也读过《创业史》,可惜印象不深,应该没有读懂。但感到亲切,感到温暖,感到农村生活的丰富多彩,是一定的。高中毕业那年,我主动要求上山下乡,希望也能像柳青那样深入生活,实现我的作家梦,大约与此有关。

关于柳青的评论,我关注得较晚。严家炎先生的名文《关于梁生宝形象》,是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的。严先生说:“梁生宝形象的艺术塑造也许可以说是三多三不足: 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的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1]初读的感觉,批评的多,肯定的不够。因为与柳青有过浅浅的接触,对这种评价有点抵触。但这是专家之言,我无从置喙。再后来,又读到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一文。[2]她提出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认为柳青只是“文革”前“十七年文学”那种“共同文体”的一个写作者之一。“在21世纪初,《创业史》已经是一部不适合阅读的作品——这里所说的阅读,是指专业阅读,即以阐释为目的的阅读。”从当时的学术背景看,这些批评也许不无道理,但从感情来说,依然觉得有些偏颇。我总是固执地认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影响,是否有价值,应持有两个维度,一是现实维度,一是历史维度。有的作品,当时可能很有影响,但是在文学史上并无价值;有的作品在当时默默无闻,却有文学史意义。如果说柳青的作品只是前者,时代的传声筒,并无文学史的价值,那么问题来了,学术界围绕着柳青《创业史》召开的各种学术研讨会,还有大量的评论文章,特别是新时期陕西文坛上“三棵大树”的成长,都与柳青的文学史价值的讨论有关,这如何理解?我后来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于现当代文学渐行渐远。但我意识到,围绕柳青《创业史》的争论,其实涉及很多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

恩格斯《反杜林论》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常常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大而化之。只有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加以还原,走近真实的历史,所得结论才有可能切合实际。1943年2月,中央决定文艺工作者到工农群众实际工作中去,柳青作为头一个被讨论通过鉴定的同志,被中央组织部抽调下乡,分配至米脂县民丰区吕家乡政府做文书。柳青的独特性在于,他兼具革命工作者和文学家的双重角色。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工作者,理解党的农村政策,深知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在文学上,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触,把翻天覆地的时代风貌表现出来,创作属于自己的史诗。创作《种谷记》,也许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他构思《创业史》时,并没有将革命理想与文学创作作分离式的理解,而是力图将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试图从政治的、现实的、文学的高度去理解人物、塑造人物。1952年,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柳青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回到陕西长安县工作,在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真正走进“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不断拓展思维的广度和深度,终于写出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说:“《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 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柳青最清楚农民想什么、农民最需要什么。一个批评家,如果脱离农村实际,或者用后来的眼光看问题,就会觉得柳青笔下的农民过于脸谱化、概念化。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存在的,但更多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历史比较隔膜。

与此相关联,文学研究工作者如何成为作家的知音,处理好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难题。《文心雕龙·知音》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前面说过,围绕《创业史》的争论,已经远远超越小说本身,还涉及创作者、研究者的关系问题。刘纳先生的文章,已经作古的柳青自然无法回答,但刘可风《柳青传》记载柳青对文学评论的看法,可以视为他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系统看法:“第一,向读者分析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技巧,这是很重要的工作。第二,受文学评论影响的主要是广大读者,其次是成千成万青年习作者。不受文学评论影响的是已经成熟的作家。对他们不准确的赞扬能引起他们的反感,不准确的批评,不能动摇他们的创作规划,却能做他们加强规划的参考资料。作家成熟与否,看他在政治思想、生活阅历和文学修养三者达到大体一致的较高水平。而无论怎样‘权威’的批评家,在生活阅历这方面,不能和作家相比的。所以对不准确的批评能采取评价的、警惕的态度,这是作家成熟的表现之一。第三,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由它本身决定,批评家的影响是暂时的。任何‘权威的批评家’,虚捏作品的成就或抹杀作品的成就,都是暂时的在读者和青年习作者中起影响。对文学作品最后的评断是时间的考验。好的作品,总是逐渐被人承认,越来越有光辉的。”他承认文学批评很有用,但是做好文学批评并不容易,要在政治思想、生活阅历和文学修养三个方面,都要有较高的水平,才能使自己的理论批评有深度,叫作家信服。什么叫有深度?还是得回到人民的立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核心是广大农民,农民是否喜欢,是否支持,是柳青小说亟待回答的问题。他说:“我研究农民为什么劳苦?我研究他们怎么那么爱儿子和土地?”中国农民的苦难与艰辛,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对劳动的热爱,他们的理想,他们力图为改变生活所做的一切努力,所有这些,都成为之后柳青小说反复书写的主题。而这些,脱离了农村实践的理论家,或者远离那个时代的研究者,未必能够有清醒深刻的体认。柳青坚持认为,文学批评、美学研究,必须结合艺术创作实践才会有说服力,否则,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实际指导意义。

建安时期的大文豪曹植《与杨德祖书》,就以知文自居,开展积极的文学批评工作。他说,世上大约只有孔子的《春秋》,弟子不能改动一个字。除此之外,所有的著述,都有修改的空间。他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关键是谁来品评修改,确有一定讲究。“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南威,古代美女。《战国策》载,晋平公得南威,三日不听朝。龙渊,宝剑名。作者这样写,无外乎是想说,只有南威这样的美女才能说得上美艳,只有龙渊这样的宝剑,才能谈得上锋利。还有一句话,作者没有说,即只有像作者这样懂得文章的人,才有资格品评文章。柳青亦有这种自信。他在给女儿刘可风写的一首诗中说:“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最具创造力的表现者,柳青的文学是温暖的,也是忧伤的,贯穿始终的,是坚强的品格。所以,他的作品,给人力量,让人产生崇高之感。这样的作品,“总是逐渐被人承认,越来越有光辉的”。今天,我们在柳青的家乡召开“新语境、新方法、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强调“新”字,就是因为柳青的创作,常读常新,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应当与文学创作保持密切的知音关系,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释:

[1]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2]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