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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1934:商务印书馆的劫后重生(下)

2018年04月11日18:00 来源:澎湃新闻 吕峥

在复业后的一年时间里,商务印书馆一方面以“科学管理法”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扩大出版物的发行量。下文分别予以详叙。

企业内部管理

企业内部管理涉及组织规范、人事制度、薪酬福利、财务管理等诸方面,具体措施如下:

(一)组织规范

公司复业后,一切章程和规则都重新制定。生产、营业、供应、主计、审核五部门的暂行办事规则;编审委员会、秘书处等暂行办事规则,以及各部服务待遇暂行规则,都在八月内先后公布。所有规则均依据科学管理原则制订。

(二)人事制度

1932年8月1日公布的《上海工厂职工服务暂行规则》对职工的奖惩条例做了非常详尽的界定,有13种情形下给予奖励;5种情形下发出“警戒”;8种情形下记过;10种情形下记大过;24种情形下可随时解雇。另外,为使录用机会均等,并避免不称职者互相包庇,王云五还为员工录用定下了回避原则:“父子兄弟已有一人进用的,其他概不进用。”

(三)薪酬福利

1933年4月6日和8日分别公布《同人奖励金分配暂行章程》、《同人普遍奖励金派发暂行规则》和《总馆特别奖励金派发暂行规则》。每年度奖励金总额的分配比例为:(甲)总经理和经理占10%;(乙)全公司同人普通奖励金占45%;(丙)全公司同人特别奖励金占45%。其中“特别奖励金”派发标准采取打分制。王云五认为,原来实行的普遍分红奖励制度虽有良好的初衷,但已起不到奖励的效果,很多职工将此种按薪金额比例分配的奖金视为待遇上应有的一部分,所以亟待改革。将普遍奖励金与特别奖励金相结合,是王云五的“科学管理法”的精华之一,既可以使全体员工都能享受到公司发展带来的红利,也能有效激励做出突出贡献的员工。

此外,4月21日,约定泰山保险公司、友邦保险公司、四海保险公司三家,为总分馆职工承保终身寿险,并于当天签订合同。职工只需支付保费的一半,其余一半由公司补贴。4月28日,公布《分支馆特别奖励金派发暂行规则》,按营业额和利润占营业额的百分比者两项指标打分。4月29日,公布公司指定的职工看病的医院、医师和配药的药房。5月31日,公布《女同人生产假津贴薪工暂行规则》,其中规定女职工可请8周产假,产假期间被扣工资由公司以津贴的方式返还。产假津贴来源于公司每年度结账盈余中所提取的特别公积金。

(四)财务管理

1933年1月14日,商务印书馆公布“成本会计试行规则”,在上海的三个分厂以及香港和北平两个分厂施行。王云五在1930年提出的“科学管理法计划”中,成本会计制度是12个子计划之一。在“一?二八”事变之后,他尤其强调降低成本的重要性:“第一件是要继续减轻成本,为文化计,只有减轻书籍的成本,才能使社会得有廉价的读物;为营业计,也只有减轻书籍的成本,才能应付同业的竞争。”

商务在降低间接成本上做足了文章,在此试举两例:(1)严控机器的折旧费,除非必需,尽量不添购新机器。深入挖掘现有机器的潜能,通过合理运用,使原来每天只工作8小时的机器昼夜24小时不停地生产,一部顶三部。再通过制订合理的生产计划,使工作衔接顺畅,甚至可以实现一部机器等同于从前四部机器的功用。另外,上海总厂被毁后,并未轻易丢弃被严重损坏的机器,而是尽力修理利用,从而避免大量采购新机器。对于无法修复的机器,则作为废件通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出售,把损失降到最低。

(2)通过一人多职,一职多能,降低管理人员的费用。王云五在复业周年讲话中说:“现在会计科的同人较前亦减少,但是今年结账的时间比以前提早约两个月,其办事效率亦可想见。试以我个人而论,似乎也兼任了‘一?二八’以前六、七个人的事。我的主要职务为总经理,但同时兼任了从前的编译所所长和印刷所所长,有时还兼半个出版科科长。近来编印教科书,我简直还兼任从前的国文部部长。又从前编译所的秘书和印刷所的书记,现在也可以说由我自兼。甚至有时还兼校对员或计算员的工作。”

以上所述的降本增效措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根据1933年3月26日召开的股东常会的会议记录:“1932年份,公司净盈余871827.484元……盈余之原因,则大都由于节省生产费之最重重者四项,约计减省25万余元,管理费及营业费约减省18万余元,机器折旧及利息,约减省十万余元,以上三款,共计节省54万余元。其他尚未一一计入,本届总馆盈余53万余元,则本届之有盈余,谓为全由节省而来。”“本届公司,如此艰难,能有如此成绩,此皆公司办事人之努力,元济谨代表全体股东及董事会向总经理王云五先生道谢,并向本公司全体同人道谢。”

王云五依据其“科学管理法”所实行的一系列内部管理措施,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为商务印书馆的迅速复业以及复业后的崛起提供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保障。

扩大发行量

在扩大发行量方面,王云五采取了“两步走”策略:从1932年8月1日复业到当年10月底,首先恢复出版四种杂志并尽其所能地发行重版书;从1932年11月1日起不断推出新的图书品种系列以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同时,为了使产能配合不断扩大的发行量,商务印书馆还采用了预约售书的营销策略。

(一)恢复出版原有的部分杂志

1932年8月20日,生产科出版部通告第一号:“《东方杂志》、《英语周刊》、《儿童世界》、《儿童画报》恢复定于本年十月内继续出版。”而其它杂志如《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等则因出版力量不足而暂缓复刊。

以讨论时政和增进国民知识为办刊宗旨的《东方杂志》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享有极高声望。复业之初即率先复刊这本杂志,一方面是因为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另一方面,由于《东方杂志》的读者群与商务版图书的读者群高度重合,所以转化率也很高。复刊《东方杂志》可以加强读者的黏性,带动图书销售,因为每一期杂志上都会刊登新书或重版书的广告。

近代知名画家王济远的“劫后残照”——刊登于《东方杂志》复刊号的正文首页

(二)每日出版一种新书

从1932年11月1日起,商务印书馆每天出一种新书(不含教科书)。复业之后,虽然先后在上海设立了印刷厂、制版厂和平版厂以增加生产,但这些厂房都是租赁来的,且设备颇为简陋,远不及从前。王云五回忆说:“去年复业后,因历年出版的书籍八千余种悉数被毁,母版保存的也不及十分之一,如按一般营业的规则,自宜以全副生产力从事于被毁各书的重版。但是我以为出版家的职责当不断的以新著作贡献与读书界。”

当王云五宣布每日出版一种新书并同时复刊《东方杂志》等四种杂志的计划时,被很多同事认为不自量力。但他认为“日出新书一种不过是最低限度的一项贡献”。他主张复业后的商务印书馆应该从依赖于出版教科书向更全面的出版门类过渡:“‘一?二八’以后,我特别注重一般用书,包括专门著译的编印,结果教科书营业虽然没有减少,而一般用书的营业数量,却由前此远逊于教科书者,进而超过教科书的地位。”

据笔者统计,在1932年11月初最先出版的新书以《百科小丛书》和《汉译世界名著》为主。其中,出版的第一本《百科小丛书》为《平时国际法》;第一本《汉译世界名著》是《佛兰克林自传》。

由于原先的编译所被新设立的编审委员会取代,无需再维持一个300多人的编译团队来自编书稿,而是使用外来投稿或约稿,审稿成了编审员和编译员的主要工作。外来稿件的撰稿人通常是来自各个学科和行业的专家学者,所以这些书稿的内容不仅更丰富,而且更有深度。新组建的编审委员会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出书的速度、数量和质量决不亚于原来有300多人的编译所。这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大量新书尤其是系列丛书奠定了基础。

(三)开发《大学丛书》、《复兴教科书》和《小学生文库》

1932年10月24日,商务发布《大学丛书委员会条例》和《印行大学丛书条例》。事实上,在一年多前,王云五就撰文指出:“国内各大学之不能不采用外国文图书者,自以本国文无适当图书可用。本馆见近年日本学术之能独立,由于广译欧美专门著作与鼓励本国专门著作。”由此他表示:“窃不自揣,愿为前驱,与国内各学术机关各学者合作,从事于高深著作之译撰期次第供献于国人。”

“一?二八”事变突发,总馆被毁,王云五愈发感到“学术救国”的迫切性,“大学丛书之出版,不容再缓”。于是,在商务印书馆复业后,《大学丛书》项目得以迅速重启,由蔡元培先生领衔,组织《大学丛书》委员会统一筹划,邀请各学科专家如胡适、翁文灏、冯友兰、吴经熊、马寅初、李四光、竺可桢等担任委员会委员,拟定《大学丛书》目录,并对入选目录的书稿进行审核,丛书涉及文学、理学、法学、教育、农学、工学、商学、医学等八大类共732个科目。商务印书馆也借机整合新旧资源,不仅打造出学术领先的“国化教科书”,同时还有效地盘活了原有出版物的存量,一举两得。《大学丛书》出版后,商务印书馆以版税的15%做为著作人的报酬,达到了双赢。

由于《大学丛书》委员会云集了国内权威专家学者坐镇,不仅保证了丛书有学科的丰富性、学术的严谨性和内容的时效性,还可以借助时任各大学校长的委员们(不少于30位)在其校内推广《大学丛书》,以促进学术的普及。大学丛书委员会规划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逐步出版多达几百种的学术专著,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学术出版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以及长期而稳定的营业收入。

在标注有“国难后第一版”的《大学丛书》的版权页上,用了将近一半的版面简述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并表达了将不负众望,陆续出版读者所需书籍的恳切意愿

从1932年10月就开始筹划的《大学丛书》终于在1933年4月出版了五本专著,第一本是由时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丁燮林审定的《普通物理学》上册。同月,初级中学用的多种《复兴教科书》也开始排印,含《公民》、《国文》、《代数》、《物理》、《化学》等15种。因为《复兴教科书》是根据当时的新课程标准新编的教材,所以销量可观。以《复兴地理教科书》为例,1933年7月初版,到8月就出到了40版。

1933年7月15日,第一集共500册的《小学生文库》开始“发售预约”。《小学生文库》是仿照《万有文库》创编的丛书,面向当时全国的七、八万所小学,因为其中只有极少数拥有自己的图书馆,所以一旦大多数小学开始创建图书馆,门类齐全的《小学生文库》就可供给整个图书馆的用书,其潜在的需求量之大甚至超过了《万有文库》。

(四)预约售书

1933年元旦,商务印书馆发布十种字典、辞典的联合促销广告,以价格优惠鼓励成套预约。王云五的这种预约售书模式不仅可以帮助公司实现以销定产,大幅提高包括备料、制版、印刷、装订、出版等各环节的计划性,有效降低库存,而且还能收取预约书款,用于购买原材料和支付生产费用。

字典和辞典的预约销售

截至1933年7月底,商务印书馆恢复营业一周年。出版量方面,已出的重版书有大约3000种,占“一?二八”事变前出版物总数的3/8。从1932年11月1日起,已出220多种新书。此外,新编的《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和《复兴教科书》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人员方面,随着业务愈加繁忙,每个月都会进用新的职员充实到各个岗位上,在复业一周年之际,直接和间接为上海总馆服务的职工人数已不下两千人,超过了“一?二八”事变前总馆职工总人数的一半,而且其中大多数是被解雇的老职工。

至1933年底,虽然机器数量只有原来的五、六成,工人人数减半,但商务印书馆的印刷能力达到了“一?二八”事变之前的两倍半。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也带来了职工的薪酬、奖金和福利待遇(人寿保险和医疗补助等)的实质性改善。据王云五在1933年12月的文章中举例说明:“印刷工人的平均收入,按照本年七月份和十一月份的平均统计,较‘一?二八’以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以下几张图表展示了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8月1日复业后所创造的不俗业绩。

复业一年来出版新书的统计表(小学教科书和万有文库的单行本均未列入)

上图为商务印书馆各年业绩的自我纵向比较:遭劫难次年一月到七月的营业收入(159万元)已经接近了其鼎盛时期(1931年)全年营业收入的一半。

1931-1934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出版物种数对比图(数据主要取自周其厚著《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

上图为商务印书馆与其最大的竞争对手进行横向比较:对比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1931-1934的四年中的出版图书的种数,最特殊的年份莫过于1932年:由于商务印书馆在一月底遭受灭顶之灾,其当年的出版种数跌入最低谷,连上一年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而这52种新书还是从11月1日起坚持每天出一本新书才实现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书局在1932年出版了608种新书,成为了四年中的高产年,客观上填补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真空期。而商务印书馆在复业后的次年(1933),出版种数即在1931年的基础上翻倍,新编印的《大学丛书》和《小学生文库》贡献突出。或许是受到了商务印书馆爆发式增长的市场挤压,中华书局在1933年的出版种数反不及1932年的半数。

假如从商务印书馆在1934年的发展高度回望1932年年初的劫后危局,可能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大劫难之后的商务印书馆并没有在废墟上进行大规模重建,也没有靠增资扩股或发行公司债来大量购置新设备和增加员工,而是通过“科学管理法”建立起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重组公司组织架构、实施成本会计、进行精益化生产、打造精干的团队、优化奖励机制、创新出版类别等方式浴火重生,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让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不断续写中国近代出版史的辉煌。